元载道：“眼下的情况是，太子能保你一次，不能保你第二次，除非你的价值得到了太子的肯定，否则以李林甫的权势，东宫根本不能与之相抗衡。”
王震道：“我明白的，所以今后夹着尾巴做人，让李辅国为我们保持跟太子的联系，尽心为他效力。”
元载捋须一笑，叹道：“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现在陛下年迈，说不准哪天就驾崩归天。只要将来太子能挨到登基，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在古代追随皇子就是一场风险投资，利润高的同时风险也大得惊人，一旦追随的皇子成功继位成为皇帝，那就是“从龙之功”，随之鸡犬升天那都是往小了说的。
同样的，失败的风险轻则贬官流放，重则入狱身死。
王震心中兀自叹了口气：“对于我这种未卜先知的穿越者来说，当然知道以后的李亨当皇帝是确定性的，可到那时候就不是太平盛世了，而是一锅粥的乱象。对于皇帝跟太子、宰相这些政治家来说，百姓的性命贱如蝼蚁，甚至为其卖命的臣子，也不过是一枚棋子。”
两人一边走，一边谈论大事，很快就到了朱雀大街左侧的长安县通化坊。
通化坊东西各开一门，中有东西横街，内部划分成二十几个小坊，不少在长安当差的官吏都住在一百零八坊当中，或买或租，宅邸也大小不一。
为什么说买跟租呢？
在了解中王震也明白了唐朝可能是中国最早萌芽出炒房的概念，尤其以长安为首，不少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大人物为了能在这儿买套房子耗废大半生的心力。
就以元载来说，他在大理寺当司直，即将有升迁的机会，更进一步的当大官，在长安的十年间居处一直是租的而非买的。
其中固然有当官是随机性的，毕竟朝廷一旦有调令，极有可能到地方任上为官，有“买不如租”的倾向，刚买下来说不定过几年就调到别处去了，耗费重金买下的房子也空置积灰。
可说到底，能在长安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极为有面子的事，就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来说，一生混迹官场且都是要职，辗转做过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部”级部门的人员。
即便如此，韩愈还是奋斗三十年，才实现在帝都长安买房的人生理想。买了房的韩愈，内心激动无比，为此专门赋诗一首：
始我来京师，
止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
以有此屋庐。
再说另一人，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在担任秘书省校书郎时，每月的月俸是一万六千钱，买不起就近上班的豪宅，只能住在长安城东部郊区的四间茅草屋里。
数年过去，白居易升任京兆户曹参军时，俸禄已经达到四万到五万钱，但依然过着“月光族”的生活，他在诗里写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
可以说，白居易在长安城断断续续住了十八年，到死也没有置办上房产，“北漂”全靠租房度日。
文人骚客最爱写文字感慨，韩愈耗费三十年时间终于买房了的感慨。白居易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作诗自嘲，在那首《卜居》中这样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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