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几个抬着车进来时,正在军训的我隐约觉得车有点眼熟。

后来才知道,我借给儿时好友付祥之后,他没有把车锁好,然后就被他们班的那个人偷了去。

我的心情复杂到极点,那一次,我对所谓的友情,产生了质疑。

往后,那人赔了五百块,我这才知道,我们居然有些沾亲带故。

父母拿到赔偿后,询问了我的想法,我说还想要一辆山地自行车,他们满口答应,最终买的却是折叠单车。

我差点没气哭,那种没有变速功能的折叠单车在长达3公里的上坡路段根本蹬不动。

他们只考虑可以折叠比较方便,却忽略了我蹬不动的事实。

此后,关于我宁愿走几公里路回家也不骑单车的举动他们表示不解,我也懒得解释。

无法解释。

自那之后,我变得越来越“独立”。

他们照顾的重心则在我妹妹身上。

我感觉自己深陷一个恶性循环,只要我在这些方面越能自理,我便得不到相应的照拂。

我的心中应当没有怨恨,却总是迷茫,真应了那句,靠山山会倒。

总之,在青春期的我,在精神上与父母渐行渐远,这大概是我现在仍旧凉薄的源头。

第二次霸凌经历起源于初二下学期,我朋友徐坤,跟我小学同学周贤之间的矛盾。

他俩的矛盾来得突然,而我选择了仗义。

缘何仗义,兴许是压抑得久了,需要一个发泄口。

我们平时总在一起训练技击技巧,因为班里和其他班里有一部分人着实霸道。

我们甚至拉了平常受欺负的两个人一起“变强”,可惜,关键时刻,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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